，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李卫国和南乔两个人都赞成，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张天明肯定这么干。
下乡办也送来了相关补贴，张天明都没留着，全力置办东西，留着给长子下乡带去。
张天明也和下乡办的人商量了一下，稍微等等，等孩子学点本事再去，也等京城里的风头过去的。
这点面子，下乡办的人还是给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些逗留在京城的狂热分子，也开始纷纷返乡，让京城的治安稍微变好了一些。
时间一晃来到了1966年底，张家老大下乡了，南乔也返厂继续工作，看着影响不大，实则领导班子都换了不少人。
工作也不仅仅只是工作，更多的还要学习思想。
学校也重新开课了，上课的时间都没有学习思想的时间多。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不管做什么，都得先说一句语录里面的话。
家家户户都有红皮书，出门必定佩戴像章，和任何人说话都需要谨言慎行，一句话说不好，就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
对南乔一家来说，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伙食待遇变差了，就算有钱，这个时候也不敢花。
就连教胡雷和张家老二厨艺这件事，都换了替代品，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用沙子、泥土和小石子代替各种食材。
南乔提前将步骤细化后，教给了两个人，练习的时候多以基本功为主，炒菜就是虚拟演练，全靠着南乔用嘴去说。
比如在什么火候的情况下，什么样的食材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时候该加什么了？
就跟考试做卷子似的，几乎没有实操，全靠虚拟演练来锻炼熟练功夫，让两个弟子形成一种本能。
等到时候真上灶了，看着锅里的食材发生变化，也会条件反射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调味料。
这种苦中作乐的日子，倒是让南乔觉得蛮有意思的，也是好久没体验过了。
1967年的春节，年前家家户户都在忙活着，准备过年吃的东西，南乔就给了两个小子一次实操的机会。
胡雷年龄小，不适合他动手做的事，他就靠嘴说，主要是看着火候，记着步骤。
年三十当晚，胡雷就亲自尝试着炒了一个菜，不算太惊艳，但吃到这个菜的方兰，眼泪止不住地流，这都是儿子的一片心意啊。
翻过年来，才8岁的胡雷，就接手了家里做饭的活计，方兰再不用下班后回来做饭了，她只需要等着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