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必然会出现巧立名目，加征杂项的情况。

如李淮，他可能根本想不到，自己不过每亩加征三文钱，结果就弄得民怨四起，叛乱不断。

三文钱的加征確实不多，但落到地方头上，官吏可不会免费去帮朝廷徵税，诸如跑腿钱、火耗是少不了的。

如此三文变不断翻滚，从最开始的三文翻滚到十三文，乃至三十文。

大头都被地方衙门吃了个乾净，朝廷只能捡小头吃，所以自然觉得三文的加派不算重想要维持徵税，降低百姓负担，关键在於能否杜绝地方加征、摊派等问题，

从歷史看，每个王朝中、后期的税收政策往往都是初衷良好，但执行中因腐败、战爭和財政需求，最终导致民不聊生。

刘继隆虽然设置了都察院和按察使司，但他毕竟效仿的是明代，而明代这两种制度虽然也极大扼制了贪官污吏，但依旧还是阻挡不了官场腐败风气的滚滚洪流，最后只能同流合污。

正因如此，刘继隆才如此注重官学，才会將吏员纳入职官体系中，给予了吏员上升通道的同时，又利用官学不断培养新的学子，通过科考来选拔吏员，派往地方。

当官吏都需要考功，且都是流官后，地方上的豪强所需要付出的勾结成本自然提高。

为了每年考功获得好的评级，官吏哪怕收受贿赂，也得多做表面功夫，例如兴修桥樑、修水渠等等。

哪怕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自己，但结果始终是好的。

“二三十年太短了———

想到歷朝歷代开国七八十年就需要面对土地兼併的问题，哪怕刘继隆已经定下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只是治標不治本罢了。

地方豪强完全可以与地方官员勾结来兼併土地，通过摊派来將本该由豪强缴纳的赋税平摊给老百姓。

这种风气自古便有，只是明清史料更为丰富，才显得明清官吏更加腐败罢了。

想要整治这种风气，就只能保障都察院內部风气没有问题，以此才能保障都察院能不断揪出这些害群之马。

思绪此处，刘继隆提笔对都察院进行完善，同时对赵英吩咐道：“敕令，御史台併入都察院。

9

刘继隆开口便要废除御史台，这主要原因是御史台中的官吏基本都是旧唐臣子，而都察院的官吏都是曹茂、韩正可等人精挑细选的陇右官员，

其次，明代都察院在组织结构优化、地方监察制度化、职能扩展和歷史延续性上都比唐代御史台更先进。

明代都察院的问题在於十分依赖於皇帝支持，一旦皇权衰落，其效能也会如歷朝歷代的监察衙门那般大打折扣。

不过皇权旁落这种事情，要么就是经歷了东汉那种大部分皇帝集体幼儿园的情况，要么就是王朝存续二百年以上才有可能。

明代的许多制度比起唐代的制度还是更为先进的，只要將部分糟粕祛除，对於维稳地方，保障中枢威望还是作用很大的。

想到此处，刘继隆吩附道：“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品秩正三品，统领天下监察事务。”

“都御史下设左、右副都御史，品秩从三品，协助都御史管理院务，分管部分监察事务。”

“副都御史下设左、右金都御史，品秩正四品，辅助副都御史，执行监察任务。”

“诸道设左、右监察御史，品秩正五品，负责巡察、监督各道地方官员，派遣巡察御史巡察地方。”

“每道监察御史下设四十到七十名巡察御史，品秩正七品，负责日常巡查地方，纠察不法官吏。”

“其余下属衙门，以李相、高相与百官补充，以韩正可为左都御史，以陈瑛为右都御史。”

刘继隆话音落下后，赵英就知道那些地方上害群之马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大唐並未有常设的地方监察官员，大多都是临时设置，而今各道常驻监察，且监察与巡察官员数量不少。

四十到七十人看似不多，但天下十五道，合计便有六百乃至千人，而天下不过一千五百余县。

可以说，每个巡察御史都可以一年时间去单独调查一两个县的猫腻，这对地方上的世家豪强和官吏来说，压力不可谓不大。

想到此处，赵英不免询问道；“殿下，调陈瑛入京，那江南西道的都督使司就空缺了，应该—.”

见他询问，刘继隆不假思索的想出了人选：“令王思奉前往担任江南西道都督，以钱谬担任江南西道布政使，高述担任按察使。”

“罢李播、杨行慰、钱谬观察使之职，以李播担任江南东道按察使，杨行慰担任布政使，调刘英谚担任江南东道都督。”

他虽然想要將湖南、江西、江南、浙江、福建等处细分出来，但眼下还不是时候。

他需要先把南方的事情都理顺，然后才能根据人口情况，决定是否將这些地方提前划分出来。

“汝亲自走一趟南衙吧，將这份军功的拔擢文册也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