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羡慕的眼神，魏明心道：别急，会轮到你们的。

随后他做了简短发言，感谢评委会，怀念茅盾先生，回忆跟他的短暂相交。

接着被请上台的是周克芹，然后魏巍，古华最后一个上台，果然，一共就六个人，六部作品，其中姚雪垠获奖的是《李自成》第二卷。

虽然这个出场顺序并没有说明是几部获奖作品的水准排名，但综合看下来，其实顺序应该不是随便安排的。

既不是按照作品拼音首字母，也不是按照作者年龄亦或是出版时间。

活动最后，六位获奖者和周主席一起合影，这个活动就算是圆满落幕了。

第一届，没有太大的争议，都是从76到81年影响力和口碑兼具的长篇。

当然，这些年间出版的长篇几十部还是有的，由这六部获奖，肯定也会让这六部作品获得更多关注，更多研究，以及更多批评。

比如谢进就是因此看到了《芙蓉镇》，冒出了改编的想法，只不过最近他还看到了一部在《十月》发表的中篇军旅叫《高山下的花环》。

而在若干年后，头上顶着茅奖作品的名头，起码会比同时代的作品有更好的销量，当然，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在几十年后仍被读者追捧，这就难说了。

大部分获奖作品都是写的这个时代，是有时效性的，所描写的故事，刻画的情感不再被后来人所感同身受。

当然，有大热影视作品改编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但起码现在，当茅奖名单公布后，新华书店里这六部书立即迎来了抢购潮，很多书其实还都有存货，但六部书里面销量最好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是真的没有了，所以人民文艺出版社立即开始了又一次的加印，这次直接来50万套。

50万销量那可是很多书的一辈子。

哪怕都是获奖作品，在故事性，传奇性做得最好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最好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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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进了新华书店，看到汹涌的人群他嗤之以鼻，并没有跟风，而是买了一本魏明的中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是在杂志上看的，现在买一本收藏一下。

这书常看常新，非常值得回味。

如今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个体经商浪潮，喜欢赚钱的王硕觉得写来钱太慢，死工资也没意思，于是辞了职跟朋友石小满合伙开了一家烤鸭店，这要是弄好了，3000块算什么，三万块也是他。

不过他认识的一个朋友马卫都如今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为了找王硕约稿，把他吹得天花乱坠。

恰逢茅奖结果出炉，马卫都又找上来了：“我的王老师啊，你还得写啊，下一个魏明就是你！”

他拿着报纸，指着魏明的照片：“你瞅瞅，多么意气风发，还有3000块可拿，3000块你得做多少鸭子啊。”

“去去去，不写不写，别挡着我做鸭子，我要把这家烤鸭店做成烤鸭界的东方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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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写，有的是人写。

海盐县的牙医余滑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关于首届茅奖的消息，除了关注那六部，他最关注的还有那3000块奖金，他反复看了好几遍，确定是每人三千，不是六个人分三千。

“三千啊，有了三千块我还用上什么班啊！”

写太好了，余滑不再犹豫，把自己已经写好的短篇《第一宿舍》直接投给了文学刊物最高殿堂的《人民文学》，他势要做魏明第二！

余滑此举多少有些不自量力了，不过刘振云可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进入《中国农民报》工作的他继续磨练自己的笔杆子，并提前写出了他的短篇代表作《塔铺》。

这篇他已经修改润色了许久，也是奔着《人民文学》去的，讲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后参加高考复习的经历。

刘振云也是一个复员军人，所以这篇有一定的自传色彩。

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着魏老师这不是回京了，走着，去看望看望他。

最终刘振云在母校找到了魏明……的摩托车。

魏明正在参加函授教育的答辩。

他还真的写了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他希望北大能采购一批计算机，并将国外最新的条形码技术应用到图书管理中，从而优化学生们借书还书的过程，也能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魏明同学，你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图书馆的谢道渊馆长问。

魏明回道：“我曾去过美国，在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大城市的商场，已经开始逐渐普及商品条形码了，只需要用机器上扫一下，就能出现商品的信息和价格，非常方便快捷。”

实际上最早的条形码商品出现在8年前的俄亥俄州，因为需要投入很大成本，虽然一开始推广受到了极大阻力，但随着其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条形码迅速从超市蔓延到各行各业。

比如物流和仓储，制造业和医疗保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