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千户的彻侯，得租税七千石，愣是能卖出五千六百万的天价！

从开国初，最高的五千六百万钱，到现如今，刘荣一朝的二十一万钱——随着粮价价格的下降，彻侯勋贵们的收入，就这么在不知不觉间，缩水了99%以上。

——五千六百万钱，百分之一都还有个五十六万呢！

这个历史大势，功侯们显然无法掌控。

但在刘荣平抑粮价，顺带官营粮米之前，粮价小范围的波动，却还在这些功侯们‘可以操作’的范畴之内。

多的不说，原本五十五钱每石的价格，稍稍‘调整’到六十钱左右，对这些功侯而言，甚至都不是需要开口的事儿——负责粮价的官员，自己就能把马匹拍上。

若是贪婪点，功侯们就联合起来，稍微动动手指头，控制一下粮食市场的供应，每石七十钱左右的价格，也不是不能遐想。

虽然这么做，可能招致天子的不满，但只要别太过火，便也出不了太大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功侯们在封国租税收入普遍恒定在‘每户食邑每年贡献租税七石粮食’的前提下，是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操控粮价，来提高自己的封国租税实际收益的。

换而言之：当年，刘荣主持平抑粮价事宜，顺带着为官营粮米开了头，并不只是得罪了养了粮商、投资了粮食市场的一小撮功侯贵戚；

而是触碰了每一个功侯勋贵，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

至于功侯们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而只是有一小撮代表人物站出来，和刘荣唱对台戏，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一来，是当时的刘荣‘大势已成’，眼看着就要获立为储；

先帝老爷子，俨然是把平抑粮价一事，当成了刘荣能否获立为储的最终大考。

如此紧要关头，相较于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和未来的储君结怨/害刘荣不能顺利获立为储，功侯们还是更愿意放弃这一部分利益，向刘荣卖个好，或者说是卖个人情。

——殿下你瞧；

——本来是咱们最重视的入项，但为了殿下能顺利做太子，俺们可是说不要就不要了！

——将来，殿下可不能忘了俺们的忠心耿耿啊？

投资皇家，向来是个回报率极高的项目。

能得到君主的青睐，那即便是一时的损失，也早晚会被成倍补偿回来。

当时的功侯贵族们，便大多是打的这个算盘。

实际利益方面，损失当年的粮价暴涨，所带来的短期额外收入，却能大概率得到其他方式的长期补偿。

人情方面，还能让储君记你一个‘帮我顺利获立为储’的人情，也有利于家族的未来。

这笔账，功侯贵族们算得清。

二来，便是那一年，功侯贵族们本身就已经盆满钵满了。

——吴楚七国之乱，对于天下百姓是灾祸，对于长安朝堂中央的庞大支出，但对于功侯贵族而言，却是一场滔天盛宴！

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积蓄数十年的庞大财富，都在吴楚之乱平定后，成为了平乱大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在睢阳战役结束，吴楚之乱基本得以平定后的收尾阶段，周亚夫治下的平乱大军，甚至专门分出了一部分人手，负责将将士们的‘战利品’打包送回关中，好让将士们能安心平乱！

甚至就连周亚夫本人！

回想一下当年，即将出征平乱时，周亚夫为了凑军费到处借钱，最后不得不找长安的子钱商人——也就是高利贷商人无盐氏，借了一千金的高利贷。

这件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战后，周亚夫连本带利，还了无盐氏一万金。

一成本金，九成利息！

世人都羡慕无盐氏会投资，尤其还有本事把借出去的高利贷，连本带利从彼时的太尉周亚夫手中收回来。

却鲜少有人注意到：出征平叛前，连一千金都拿不出来，都只能找高利贷商人借的周亚夫，在平叛归来后，却能毫不费力的还回去一万金。

周亚夫哪来这么多钱？

若说是赏赐——周亚夫平灭吴楚，先帝老爷子和东宫窦太后，都不过是战前各赏了一千金，而且还都被周亚夫当军费开销了；

战后论功行赏，周亚夫所得到的赏赐，也主要是新封的彻侯食邑，外加‘太尉转任丞相’的政治福利。

真正拿的上台面的财货，周亚夫并没有得到多少。

这么一来，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平米额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当中，作为平乱主帅的周亚夫也得到了一笔极为庞大的财富。

这笔财富，庞大到周亚夫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子钱商人无盐氏还了一万金，却半点不觉得肉疼。

作为主帅，需要顾忌影响，且即将出任丞相，需要顾忌吃相的周亚夫，尚且能拿这么多；

更何况是那些率军出征，打顺风仗捡捡人头，且完全不需要估计吃相的彻侯勋贵？

旁的不说，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