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

既然功侯们，都已经为了搞钱‘不择手段’了，那自然也就不止局限于役使国人过律这一项。

旁的不说——就说当年，刘荣主持粮价平抑事宜时，跳出来唱反调的那些个功侯贵戚；

赶在那种关头跳出来，跟即将获立为储的刘荣唱对台戏，就算有馆陶主刘嫖领头，也无疑证明了他们的勇气。

当年，刘荣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还当是这些功侯贵戚，都各自养了粮食商人，刘荣平抑粮价触碰到了他们的蛋糕，所以他们才‘悍不畏死’的跳了出来。

后来，刘荣才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跳出来的那批功侯贵戚，并不是对刘荣平抑粮价感到不满的所有人，而仅仅只是其中的代表。

事实上，凡是功侯贵戚——凡是有封国食邑，有租税收入的功侯贵戚，便都对刘荣当年，以及长安朝堂每一次平抑粮价感到不满。

原因也很简单：彻侯拿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和朝堂相府国库拿到的农税一样，都是粮食。

再加上当今汉室，相府国库收取的农税，和彻侯勋贵收取的租税一样，都是根据实际产出按比例收取，也就是三十取一；

这就使得相府国库的农税收入、彻侯勋贵的租税收入，都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数量级。

——关中行大亩，平均亩产大概也就是三石出头；

寻常百姓拥田百亩，岁得粟三百来石，农税也就是十石左右，除非是大灾之年或大丰收，否则，上下浮动便会在一石以内，也就是九到十一石。

而彻侯寻贵的封国，无一例外都在关东。

关东行小亩。

相较于关中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关东行宽一步，长一百二十步的小亩。

关东小亩的实际面积，仅仅只有关中大亩的一半。

耕地面积为一半，粮食产出，自然也就要少一半。

不过，由于关东地区的气候条件——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关中要稍稍优越些，便使得行小亩的关东地区，粮食亩产也能达到两石左右的水平。

这也就是说，在关东，同样拥田百亩的百姓农户，辛勤劳作一年，得粟不过二百来石。

农税三十取一，二百来石的粮食产出，农税便是七石不到，六石到七石之间的水平。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稳定。

很难有大的提高，且只要没有爆发战争或洪涝灾害，便也很少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功侯贵戚们，每年所得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几乎都是恒定的：每户食邑，贡献租税七石左右。

一千户食邑，也才七千石，万户食邑也才七万石。

前文提到，功侯们无论是为了远大志向，还是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都不得不尽可能留在长安；

而常居长安的高昂成本，又绝非功侯食邑所带来的封国租税所能覆盖。

所以，除了租税这一细水长流、时代传承的稳定收入外，功侯们还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其他门路‘捞偏门’。

但捞偏门，却并不意味着功侯贵戚们，就不把自己的封国租税当回事。

——毕竟捞偏门，是有风险的。

唯有封国租税，才能给功侯贵戚，带来无风险的稳定收入。

就好比后世的铁饭碗——哪怕副业收入再高，铁饭碗都是绝不能丢掉的。

哪怕铁饭碗的收入，连副业的税费都覆盖不了，那也是铁饭碗。

是底气，是保障，更是退路。

出于这么一个在华夏历史上源远流长，且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功侯们在对待各项收入时，也依旧会非常慎重的对待自己的封国租税。

哪怕很少，也是半点马虎不得。

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极度看重封国租税，或者说是严重依赖租税过活的彻侯家族，对粮食价格非常敏感，且有严重的粮价朝公倾向。

在这些人看来，捞偏门，一来是有风险，二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捞得到——既要胆大心细，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

但封国租税产出的粮食，却只需要这些贵族们小小动用一下人脉，小小转动一下聪明的小脑袋，就能通过操控粮价，而轻松卖出更高，甚至是数以倍计的价钱。

好比现如今，粮价基本被刘荣焊死在了每石三十钱以下，食邑一千户的彻侯，岁得租税不过七千石，折价才二十一万钱；

但在刘荣尚未平抑粮价、尚未官营粮米的短短八年前，同样的千户食邑，同样的七千石租税，却能以每石六十钱左右的价格，卖到四十万钱以上！

更早的太宗皇帝早年，关中粮价普遍在百钱上下，这七千石粮食就是七十万钱。

孝惠皇帝、吕太后年间，粮价在二百到三百钱之间震荡，这七千石粮食的价值，便在一百四十万到两百一十万钱之间浮动。

更早的：太祖高皇帝年间，关中米价高达八千钱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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