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对于官俸的增加，主要是针对中低级官员和吏员的，朱载坖认为，应当按照职务、地方物价的不同，给这些官员们适当增加官俸，以保障官员们的生活，比如东南，物价较高，经济发达，肯定是要增发相对比较多的官俸的，而对于这些吏员，也是要增加俸禄，保障他们的生活。

对于官吏，都要建立年资制度，使得这些官吏们的俸禄能够按照其年资有所增加，即便是品级不增加，也可以增加俸禄，保证这些官吏为朝廷效劳一生之后，最后还是有比较高的一笔收入，朱载坖很清楚，自己毕竟是靠官吏们治理大明的，适当的增加官吏的俸禄，也是能够抑制贪墨的行为。

除此之外，还要设立奖金制度，朱载坖认为仅仅是固定的官俸很容易使得官吏们懈怠，对于这些官员们，要实行奖励官俸，激励官员们干活，完成朝廷考成的，要给予一等奖金，所辖州县没有贪墨、民变等情况发生的，也可以给予一等奖金，对于辖区赋税大幅度增加的，不仅要予以考绩优良，也要对整个辖区内的官吏们增发一等奖金。

朱载坖很清楚，对于州县正印们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当然是吏部的考绩，因为对他他们来说，考绩就关系着他们的前途，但是对于实惠的。

除此之外，对于在京的官吏，也要增发官俸和奖金，由于京师物价相对较贵，朱载坖认为主要是采取实物补贴的方式，为这些官员们发放布匹、绢帛，增加餐费的形式，改善官员们的生活条件，对于京官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就是住房问题了，绝大部分的京官都在京师是买不起房屋的，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尤其是科道、翰林院和六部司官，他们品级不高，官俸微薄，要想在京师买房子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朱载坖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外官有衙署可以居住，这些低级京官们的住房问题确实应该予以解决，以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再次召集阁部重臣们商量此事，解决官舍的问题，朝廷的高级官员是有宅邸可住的，但是低级官员们怎么办？尤其是那些刚刚步入仕途的官员，若是他们出身于张四维、汪道昆这种豪商之家，当然也就无所谓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是很难维持生计的。

对于朱载坖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重臣们也是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按照唐宋的办法，修建官舍，给这些官员们居住，其实低级官员们生计艰难，并非只有大明一朝，其实在唐宋时期，低级官员，尤其是低级京官的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很让当时的朝廷头疼的事情。

北宋的东京汴梁，人口繁盛，物价高涨，由于京城地方有限，而且各种机构集于其中，官员众多。因此相比于地方，在京官员就很多都没官廨居住了，就连宰执都无官廨可居，在东京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兹乃常事”。

徽宗时的御史中丞翁彦国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京城的房子很贵，一般官员是买不起的。

连御史中丞这样的宰执重臣都无力在东京购买房屋，遑论其他的低级官吏了，大多数京官都是租房过日子。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曾经作诗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可以看出其一生都在出租房里度过，到老也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里并不只是因为苏辙官职低买不起房子，比他职位高的人同样也买不起房子。欧阳修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依然写出“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的诗句，说明作为这一级别的官员同样也只能租房住。宰相寇准为官四十年，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依然终生四处租房借居。

所以在两宋，这个问题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两宋的官吏们主要是通过楼店务租赁朝廷的房屋居住，尽管有各种的不方便，但是还算是能够解决问题，大明也没有楼店务，官员们的住房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所以低级京官的日子相对不好过也是正常的。

张居正等人建议，效仿两宋的楼店务由朝廷建设房屋低价租赁给这些低级京官们居住，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朱载坖同意了张居正等人的建议，命令工部和内廷一道，清理现在朝廷所掌握的房屋以及土地，按照品级低价租赁给这些京官们居住，主要就是保证这些低级京官们能够有一个栖身之所，也算朝廷的一点福利吧。

朱载坖大幅度的提高了官吏的待遇，对于大明的官吏来说自然是振奋人心的事情，虽然有一些官员还以什么祖制为由上疏反对，但是朱载坖认为自己并没有改变大明祖制中的官俸，增加的也都是职务津贴，并不算对于祖制的违反。

不过相应的，朱载坖也对于贪墨、渎职等行为严厉惩罚，朱载坖命令刑部将所有的贪墨、渎职、枉法等行为都划入真犯死罪中来，同时凡是贪墨、渎职、枉法等职务犯罪，一律不能赎刑，一经查实，照大明律严惩，科道官员贪墨和法司官员枉法的，加三等惩处，同时予以株连，三代不得参加科举、吏员考选等事，追赃不回者，加二等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