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开启过一轮又一轮的民意法庭，将父母婚姻的破裂、教育的缺失打为如今子女不幸的罪魁祸首。然而停留在这一层粗暴的审判，就够了吗？

在一篇知乎回答里，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讲师李松蔚写道：“人们面临痛苦时，都会产生寻找一头替罪羊的自然冲动。不是夺权的檄文，而是撤退前的虚晃一枪。”一味的归罪无益于痊愈，而像是小孩子式的撒泼打滚。

在节目中，陈学咚躲在茶几底下默默流泪，说自己和被爸爸伤害到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失望而不敢尝试新的爱情。其实在坦陈自己脆弱的来处时，他已经意识到了病灶，也有机会走出伤痛，克服弱点。

谁都无法推测诉苦之后的陈学咚是否有勇气和意愿走出父母的yi影，但至少评论区里的我们不该一边高举独立自由生活的大旗，一边沉溺于对原生家庭的责备，让记忆中的父母成为自己生活的隐形人，陷入与原生家庭更深的羁绊。

我独自生活》出演嘉宾朴娜莱的父亲在她读高中时去世。在她因为贫穷而甚至考虑辍学的时候，是朋友们请娜莱吃饭，甚至连周末都带她回家吃。

对于那段家庭风雨飘摇的日子，娜莱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后用玩笑的口吻回忆起他人的善意：“我本来是保送生，不用高考。但是惠莲的妈妈给我做了便当，因为想吃便当，我去参加了高考。”

周末，朴娜莱买了一个新冰箱，里面满满当当地摆着不同种类的酒。闻讯而来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进门，娜莱端上一盘五花ròu，倒好了酒。

在无数个举杯的时刻，她都可以像武亿一样，借着酒精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开口倾诉自己不幸的家庭，甚至可以和这些帮助过她的朋友们抱头痛哭。

可她没有。狭窄的客厅里，她穿着睡衣站在J打碟机前，和朋友们一起在动感的音乐里摇摆。

当她不再舔舐家庭带给她的伤痕时，父母才真正从她的生活中退场。那一刻，她有资格说，我是在独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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