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下赐布帛钱财，何曾拒绝过？”

在一边的高岳也知道：

这是古典兵制在向中世兵制转变的标志。

古典兵制下，是有资产有身份的人去当兵，目的便是升迁，获得政治上的资本，也就是能形成个军功贵族阶级；

但到了中世，国家为了防止变乱，便对军人谋求政治资本十分警惕，宁愿用经济上的赏赐来代替，这也导致广大的军人，越来越贪图实惠的经济报酬，只要有钱，杀谁都行，但若是没钱，谁来都杀。且当兵入伍也不需要任何资产、身份的东西，破产者、流氓、罪犯都涌入进来，这就是中晚唐“骄兵集团”的真相。

节度使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群骄兵。

换言之，先前是军人支撑起军队，现在则是军队养活军人。

契约关系已完全逆转。

唐朝采取了两税法后，朝廷只抽取上供的那部分税金，其他的交给节度使，由你支配来养活方镇军队，在造成节度使极大权力的同时，其实也将责任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方镇军人对钱方面感到不满时，往往不会怪罪朝廷、天子，而是直接找顶头上司节度使算账。

所以藩镇体制下，最受罪的还不是朝廷，其实是节度使。而唐也倚靠这种均衡，于安史之乱后继续存在了一百五十年。

其后宋朝解决思路大体是，穷尽一切办法把地方的税金全抽到朝廷或皇帝手里来，再把军队圈养起来，当然最终结果是军队养废了，地方也抽干了，开封丢了也再也回不去了。

很讽刺的是，到底如何办好兵制，唐的道路是慢性死亡，宋的道路是猝死，都不太可行，这种困惑现在摆在高岳的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