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浩亲自签署的讨逆榜，从南渡水路贴到城门口。

榜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

吴国南渡水军某营营官魏政，私通梁国，借漕货之名走私银盐，赃银三万五千两，罪当斩首，家属同赏；

副将杜霆，收受秦人贿赂，擅改船只帆数，企图扰乱军制，罪当诛三族；

水寨火头兵陈建，收受火油，却不上报，企图私制火船，罪应问斩；

………

每一个名字后，皆附一段具体罪状，写得条分缕析，毫无破绽。

一旦这种榜文出现，不需要秦军进攻，南渡城自己就坐不住了。

第一天晚上，魏政失踪。

第二天，杜霆中毒。

第三天，陈建在酒楼被人一刀捅穿腹部，当场身死。

第四天，水寨之一失火，三艘新制战船被烧成焦炭。

第五天，大营中六名副将在密议时突然拔刀互砍，死伤三人。

第六天，南渡水军主将裴镇请辞，理由是“身体不适”，被吴王拒绝。

而裴镇的宅邸，在当夜被人张贴了一副血书—“不杀贼，将死族！”

第七天，吴王终于慌了。

他明白，南渡乱了。

而且是那种不战自乱、无从查起、疑神疑鬼、人人自危的“烂”。

吴王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进城整肃军纪，命刑部钦差入营调查。

但他派去的人，第二天在路上失踪，第三天尸体被人丢在南渡河口，胸口挂着“贼官”二字，刀伤整整四十七处。

这就是秦浩的手段。

不给你正面来敌，只让你死在背后，死在乱象，死在猜疑。

而这个时候，东风军团的第六军，已经悄然渗入江南深处。

五百黑甲轻骑，化整为零，穿山过水，不袭城、不攻寨，只做一件事：

放火，散榜，送信。

他们把秦王的讨逆榜送到每一个粮仓、每一座水寨、每一户军官门前。

赏金写得明明白白：

营官首级一颗，赏金五千两；

副将家属一人，赏金一千两；

若有内部线人，能供出营中私通之人，赏地三顷，功法一部。

其中一封榜文，被贴在南渡最大的一座造船厂门口。

下方附注一句：

“若能焚烧战船一艘者，赏银一百两！”

短短三日，已有六艘战船被烧。

吴王震怒，再度下旨，大理寺调三百人入南渡彻查。

但大理寺刚到城门，就遭遇“百姓”阻路。

这些百姓全是军中军属与江边苦工，一边高喊冤屈，一边砸碎大理寺官员的马车，口口声声说：“都是你们这群贪官，逼得我们没饭吃！”

大理寺只得撤回王都，入城调查计划搁浅。

吴王气得将御案拍裂，三日闭宫，不再召见任何军臣。

他知道，这不是内乱。

这是秦浩亲手架起来的一座火炉。

这火烧的不是水军，不是军营，而是吴国的“平衡”。

吴王靠着平衡治国。

贵族要安，百姓要稳，边境要强，朝廷要宽。

但秦浩偏偏就是要你失去“稳”，看着你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在松动，看着你一纸圣旨都没人敢接，看着你最信任的人一个个在你眼前崩盘。

而他自己，只需要坐着，笑着，看着你自己下地狱。

吴国不亡。

但吴王，已经开始死了。

吴王自闭宫之后，王都便进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状态。

内廷禁军被临时调集至东门，声称防备刺客；兵部不再公示兵调，凡属军令，皆为密件；王城之中，官员进出步履匆匆，无一人敢高声交谈，甚至连昔日里最爱吟风弄月的文人们也都偃旗息鼓，连纸墨都不敢轻用。

而在这沉默背后，却是越发剧烈的猜忌和恐慌。

三日前，大理寺卿周启仁在王宫议事归来，第二日便在府中自缢，留下遗书一封，上书八个字：“清白难言，污名莫辨！”

当夜，王都北城贴满了匿名榜文，上面写着：“周大人之死，源于刑部副使陈思勾连南渡私党，欲嫁祸于周以掩其罪！”

紧接着，陈思在自己书房中，被家仆捅了七刀，当场毙命，家中家属四散而逃。

当局并未给出官方说法，朝堂之上也无人问责。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问责无用，只会让自己也上那张讨逆榜。

榜文不再是战场的工具，它已经成了整个吴国权力场的绞索。

而那些真正胆寒的人，不是被挂上名字的人，而是那些还没上榜、却整日提心吊胆的人。

他们不知道下一轮会是谁，不知道哪些亲信被买通，不知道身边的亲兵是否就是那“赏银千两”的行凶者。

秦浩打的不是吴军，不是吴国的粮道、兵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