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1638年），本来可以算是大明王朝近十年来局势最为平稳的一年。

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湖广随州向朝廷请降，五万余部众齐卸甲，随即被授予守备职衔，隶左良玉所属。

四月，八大王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朝廷招抚。

七月，顺义王在河南信阳投降。

八月，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表以归附。

十一月，别号“曹操”的流贼大首领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国恩等大小二十余个头目，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监军太监李继政献降。

李继政大喜之下，当即移文熊文灿，后者遂派人招罗汝才等人至襄阳，大宴于总督府，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

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于乡野。

随后，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紫微星、一字王等流贼首领纷纷投附朝廷。

一时之间，流贼投降之风盛行。

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西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蛰伏于山林。

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连遭败绩，于八月窜入川、陕、湖广三省交界的山区，在洪承畴数万大军的围剿下，已难成气候，覆灭也指日可待。

十年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至于被认为是大明朝廷疥疮之患的辽东建奴，也在崇祯十一年开始不再闹腾，局势也得以实现相对缓和。

尽管，在崇祯十年一月（1637年2月），建奴出兵十余万，击破大明藩属之国--朝鲜，并迫其背明投虏，更易为建奴从属。

但在当年三月，东江镇沈世魁部却取得了一场辉煌胜利--铁山大捷，给予兵锋正盛的建奴沉重一击。

是役，驻守铁山的四千明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和新洲人提供的犀利火器，力抗数万建奴-朝鲜联军四十余天围攻，杀伤数千余，最终迫的建奴败师而归。

七月，东江镇水师联合新洲数艘炮船于汉江口，大破朝鲜水师，击毁、俘获朝鲜船只六十余艘，毙伤俘朝军四千余。

此战，基本上覆灭了朝鲜水师，使其不再成为东江镇，乃至辽海地区的威胁。

八月，为惩治朝鲜背明投虏，东江镇沈世魁部在奏请蓟辽总督和兵部后，出兵三千五百余，联合新洲人攻入朝鲜东南重镇——东莱府（今釜山），毙伤朝军六千余，俘当地军政大小官员四十二名，重振了大明天朝之威。

再加上驻守于辽东半岛的黄龙所部，借助水师纵横之利，频频进袭建奴村屯和守备所，以日拱一卒的方式，侵扰不断，使得建奴头疼不已。

在此情势下，建奴除了在海州（今海城）、凤凰城（今凤城）两地建城驻军以为警戒外，还在辽阳屯驻万余八旗精锐，以应对明军进攻。

是时，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建奴妥协，与之议和罢兵。

今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盲人卦师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

奴酋皇太极给予周元忠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获知此事后，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与建奴展开议和。

崇祯帝闻奏后，默许之。

绵延数十年的辽东战事，在此时竟有渐熄之望。

若此番与建奴议和将成，那么大明朝廷在这一年便会出现内乱靖平，外患止熄的大好局面。

这样一来，大明或许可以稍稍缓上一口气。

然而，杨嗣昌与建奴议和之事在朝堂中逐渐公开化后，立时引发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他的政治运动。

虽然，在崇祯的袒护下，杨嗣昌避免了被弹劾罢官的下场，而且以少詹事黄道周为首的一众言官也均遭贬斥。

但碍于群臣的激烈反对，崇祯帝对和谈之议未再敢表示明确支持。

方一藻、高起潜等人见此情形，也变得谨慎起来，不敢再行“便宜之事”，停止了与建奴和议。

可能觉得是被大明朝廷戏耍羞辱（当然，也有不予明廷休养生息机会的考量），奴酋皇太极勃然大怒，遂发布伐明诏令，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兵，以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杜度为副，统右翼兵，分两路进兵入塞，大举南侵。

九月底，两路大军由墙子岭、青山关毁边墙而入。

越迁安、丰润，会于通州，绕北京至涿州，八分其军，沿太行山、运河，由京西至山西，所向披靡。

十月，陷良乡、涿州，阜城、威县。

蓟辽总督吴阿衡率兵回援，兵败而死，太监邓希诏不战而逃。

面对建奴大军的凌厉攻势，崇祯帝急令各地兵马勤王，并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