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要么是直接将其都拖上了岸。

既然对方如此谨慎，那么自己也不能托大，贸贸然地靠岸登陆。

于是，村上扫部左卫门命令随行的两艘护卫小船暂时停泊于海上，而他则乘坐一艘小船缓缓地朝那座简易码头靠了上去。

上了岸后，他便带着数名武士径直往远处的堡寨走去。

进抵寨墙外围的壕沟处，守军朝他们的前方位置射了一箭，似乎在警告他们勿要再行靠近。

停下脚步后，村上扫部左卫门命一个武士上前喊话，要求进寨面见他们的领头人。

等了约莫两刻钟，寨子里出来了两人，抬着一块长长的木板，走到壕沟处，然后将木板搭在上面。

迟疑了一下，村上扫部左卫门一挥手，便带着三名武士踏上了木板，越过壕沟，来到那两人面前。

对方没有说话，只是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示意跟着他们两人进入寨子。

“你们是朝鲜人吗？”村上扫部左卫门试探性地问道。

其中一人在听到他的发问后，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继续往前走着。

“你们是……明国人？”他不死心地又问一句。

对方仍旧没有回应。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两人分明就长着一副东方面孔，没有任何虾夷人的外貌特征，也没有西方夷人的样子，而且身材也明显比他们高大许多，应该就是东方世界的人。

因为有幕府黑印状的特许，日本其他诸藩是不允许前来虾夷地的，那么可以将本部（本州岛）藩国大名的势力排除。

而且瞧这两人的神态、穿着和发式，也与他们和人相差甚远，想来不是朝鲜人，就是明国人。

不过，村上扫部左卫门很快便将朝鲜人排除在外了。

在进寨门时，他听到了几名守卫的对话，虽然自己没有完全听懂，但他非常确信，这些人说的不是朝鲜话。

作为一名武士出身的藩政官员，村上扫部左卫门不仅会识文断字，而且还学习了一点朱子学（德川家康时期，朱子学被列为幕府官学），对汉语也是略有涉猎的。

虽然不能写出正经的汉语文章，但简单的一些汉字、浅显的交流还是能勉强应付一点。

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前，日本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对武士而言，识字并不是他的义务，他只要向主人效忠，然后操刀子上阵砍人就完事了。

待德川家康最终完成武力一统，遂在整个日本实施偃武修文的政策，武士的重心也就从战争转移到领地内的政务管理上面。

一方面是出于上面维护统治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需要培养才德兼备的行政管理人员，那显然武士读书的意义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

而且，自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上位统治以来，通过发布一系列政令等手段规范和引导国内那些习惯了拿刀的武士转向“修文”教育方面。

为此，幕府建学校、请老师，造就日本国内一派文学昌盛的局面，下面别的藩国大名看了也跟着学，建藩校、乡校，将自家的武士努力培养成文武双全的多面型人才，从而维护和推动本藩的发展。

松前藩虽然实力弱小，而且与国内其他诸藩并无多大来往，并且作为边陲小藩，更是遭到其他藩国大名的鄙视和轻贱，但它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边缘藩国。

松前氏大名地位的认定比较晚，导致其很难融入进其他大名圈子，游离于武家大名社会之外。

但松前藩统治下的虾夷地却经常被作为幕府流放犯人的边地，使得松前氏收留了大量被流放至此的世家公卿，比如猪熊事件中被流放的花山院忠长（此君乃是给天皇绿戴帽子的炮王）。

这使得被排挤在大名圈子外的松前藩，反倒和京都的公卿圈子混得很好。

在历史上，松前藩从二代开始，历代藩主都与京都公卿联姻，在提高松前氏的家格同时，也给松前藩带来了京都的公家文化。

所以，别看松前藩这种大名来自乡下，但人家却有逼格很高的京都亲戚，可不是啥都不懂的乡巴佬。

村上扫部左卫门在福山城时，就曾跟着几位流落虾夷地的公卿家的人交往密切，在领略京都风物的同时，也间接学了一点点汉文。

要知道，公卿世家使用中文学习和交流成为他们圈子之间的一种时尚。

在意识到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明国人后，村上扫部左卫门立即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若对方是以明国政府的名义开展虾夷地的拓殖，那么想要以武力屏退他们，可就不是小小的松前藩所能做到的。

可若是对方是明国海盗的话，那处理起来也依旧非常棘手，好像也不是他们能轻易招惹的。

八年前，一群明国海商（海盗）仅以区区不到数百人的规模，就敢勾结平护的天主信徒，意图举兵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华人政权。

若非，有人提前将此消息报与幕府得知，引来幕府大军围杀，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