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迅速控制了他，抱怨道：“不顾大局的人何其之多！想要致天下太平，又何其之难啊！”

董艾本来想安慰主君几句，不料司马冏随即又抽出一份文案，递给董艾道：“这是主簿王豹的文表，他的提议也很有意思，你再看看吧。”

还有一份董艾略有些诧异。他接过王豹的表文，细细翻阅起来，乍一看便不禁啧啧称奇，感慨道：“大司马，好大胆的提议！”

王豹的文表不长，不过寥寥数百字，他先是在文中高屋建瓴地总结道：“豹伏思晋政渐缺，始自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乃事势使然，未为辄有不善也。”

意思是自司马炎死后，居然没有一个辅政宰相能够善终，这已经说明，眼下的政局之复杂，已不是任何人能够解决的事态了。

然后他点明司马冏进退维谷的困境：“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

至此，他终于进入正题，点明道：“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所以然者，天下习于所奉故也。”

“今诚能尊用周法，以成都为北州伯，统河北之王侯；明公为南州伯，以摄南土之官长。各因本职，出居其方，树德于外，尽忠于内，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简良才，命贤俊，以为天子百官，则四海长宁，万国幸甚。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危败路塞，社稷可保。顾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悟张良履足之谋，远临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圣思，宛许可都也。”

王豹的策略是，洛阳的政局，既然是无法改变的死局，那何必还留在洛阳不如干脆效仿周代的先例，强令洛阳的所有宗王归国，不再担任任何朝职，然后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由成都王统领河北，齐王统领河南，互不统属。然后齐王迁都于许昌，或者宛城。

这个策略的核心则可拆分成三条建议。

第一条，是令诸侯王归国。

当今洛阳的乱局，其实有大半是因为宗室王公聚集在洛阳，他们既有自己的封国，能够招纳人才，设立私军，但同时又在洛阳担任要职。而王公又有法外治权，这样一来，洛阳的政局就变得错综复杂，暗中大量滋生阴谋，根本无法保证和平。

因此，想要彻底地根绝这种隐患，就要令所有诸侯王公回归封国，他们不能在朝堂上发声，那新政改革，便不会再有这么多顾忌了。

第二条，是迁都。

当国家一统时，洛阳位于天下之中，为了行政效率，洛阳是天然的首都之选。但如今国家的统一名存实亡，事实上已经分为三份：河北、河南、关中。那洛阳便从首都变成了前线，里面还有各方不服从的势力，再待在这里，显然是不明智的。

相较之下，迁都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王豹认为，回到许昌，或者以宛城为首都，就不会再有这种烦恼。反而可以完全掌控南中国，官员也都是听命于大司马府的自己人。

第三条，则是裂土封伯。

王豹的意思，是干脆彻底将天子与百官傀儡化，就如同东周一般，每年给他们发一些贡奉，成为名义上的朝堂。而后齐王承认现状，封成都王为北州伯，自封为南州伯。如此一来，司马冏成为了整个南中国的事实主宰，只要在南面积蓄实力，修养生息，长此以往，必然能够获取最后的胜利。

这三条策略可谓是相辅相成，一旦实施，必将从内而外彻底地改造帝国。哪怕是建国以来，晋武帝的所有行政举措，都比不上王豹的这篇文表，难怪董艾称之为大胆。

董艾阅读完后，第一时间不敢置喙，先是沉思良久，而后抬头问司马冏道：“恕我直言，大司马，这篇文表，一旦要实行下去，得罪的人恐怕数以万计，您能下这样的决心吗”

不难理解董艾的疑问，这样的建议，既然对司马冏有百利而无一害，那自然是撼动了整个朝堂的利益。从诸侯王到文武百官，乃至洛阳禁军，几乎没有人不从中受损的。哪怕是在大司马府内，恐怕也有很多人会有异议。

想要将这样的大手笔推行下去，势必会引起整个朝野的动荡。可以想见，几乎只要把这封文表提至三省，反对者便会如浪潮般汹涌而至。甚至，更进一步，在洛阳引起兵变，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需要主政者用钢铁般的魄力，毫不犹豫地弹压一切反对者，方能将其执行。

司马冏也明白，他实际上下不了这个决心，只是一想到成功后的光景，他又难免心中激动，难以割舍。故而纠结再三地说道：“我还在犹豫，所以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董艾耸耸肩，道：“大司马，虽然我初读之际，也觉得心动，但现在想来，两篇相较，我宁愿采取祖士稚的策略。”

言下之意，相比于董艾的献策，恐怕祖逖的想法还更实际一些。

司马冏想了一阵子，最终也只有苦笑着同意道：“你说得没错，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