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官员，以及各地之地方府衙，严谨督管田地租赁事宜，务必将朝廷推广棉花种植的国策推行到底，绝不辜负陛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一片苦心！”

这便是权力的威严所在。

顾启章内心深处，对朱允熥的决策未必全然认同。

然而，面对皇帝的坚持，他不敢再有丝毫异议，只能将反对的念头深埋心底，先执行皇帝的旨意。

虽说“武死战，文死谏”，大明文官骨子里似乎流淌着“死谏”的血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皇帝针锋相对。

至少，在一位手握重权的君王面前，臣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务上，都会选择顺从圣意。

偶尔进言，若皇帝不予采纳，他们便不再多说。

唯有那极少数、关乎社稷根本或触及他们底线的时刻，臣子们才会抛却顾虑，以性命相谏，践行“死谏”的信念。

然而，这样的时刻在朝堂上凤毛麟角。

寻常官员，即便是那些素以耿直著称之人，也不敢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

那些一味“作死”、动辄顶撞君上的莽夫，根本无缘踏入庙堂高位。

即便是海瑞那般千年难遇的“刺头”，也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才会毅然上疏《治安疏》，以一腔孤勇直面天威。

除非皇帝的权柄已旁落，朝政被权臣或外戚把持，否则，只要圣旨一下，臣子们大多会噤声遵行。

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在史官看来，不足为奇，故而，在写史的时候，便会被轻描淡写。

史书更偏爱记载那些臣子与皇帝激烈争锋的“事情”，因为这些故事更能彰显文臣的忠义与风骨。

于是，这类实际上很少发生的事情，却史书的记载中，占据了大量篇幅，令后世读史的人，误以为臣子们总是不停的在与皇帝“作对”。

唯有深入探究，方能明了真相并非如此。

朱允熥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

只不过，在他看来，臣子们的顺从，究竟是慑于他皇权的威严，还是发自肺腑的认同，其实无关紧要。

作为君临天下的上位者，最要紧的是确保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

即便只有一部分人真心拥护，也已足够。

并非所有人都需肝脑涂地地忠诚。

何况，忠诚并不等于认同。

忠诚的人，只是无条件的执行皇帝的旨意。

哪怕他心中并不认同。

屈从于皇命，这才是朝堂的常态。

只要大臣们还知道自己必须屈众于皇命，那便够了！

“不仅要大幅扩展大明境内的棉花种植，还要从海外各国大量采购棉花。”

朱允熥又吩咐道：“户部须协同礼部，尽快拟定从海外诸国大规模进口棉花的章程，交由进出口贸易公司严格执行。”

天竺等国，早已种植了大片棉花，足可作为进口的优质来源。

即便是那些尚未广泛种植棉花的国家，大明亦可鼓励其推广种植。

何况，若直接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恐会激起当地贫苦百姓的强烈不满，甚至招致仇恨。

他们会以为，大明是在“掠夺”他们的口粮。

然而，若引导当地的地主阶层将土地改种棉花，情况便大不相同。

棉花终究不可食用，种植后若无自用需求，便只能出口至大明。

只要那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尝到以棉花换取大明宝钞的丰厚利润，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推广种植，哪还会顾及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底层百姓饥饿呢？

正如西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农场主将原本的粮田尽数改为牧场，只为追逐羊毛带来的财富一样。

朱允熥顿了顿，目光扫过顾启章的面庞，继而沉声道：“我大明拥有精湛的织造工艺，织机技术冠绝天下，更有蒸汽机驱动，织布效率远超海外诸国数十倍。”

“先从海外购入棉花，织成细腻柔韧的布匹，甚或裁制成精美的成衣，再行出口海外。”

“一进一出之间，便可赚取惊人的利润！”

顾启章或许难以了解工业化，以及消费市场激发的深层道理。

但商贾之道，他肯定是知道的。

朱允熥刻意将此番筹谋剖析得一清二楚，就是激发顾启章的执行旨意的热忱。

他知道这一点于国家有用，办起事来，也会更有动力。

至于先前限制布匹出口的禁令，如今既有了充足的棉花来源，亦可顺势解除。

毕竟，时至今日，大明的经济早已凌驾于海外诸国之上，百姓收入丰厚，购买力远胜外邦。

在市场调节之下，优质布匹与成衣自会优先满足大明子民的需求。

毕竟，大明百姓才是最有钱的，能掏得出真金白银。

“臣领命，即刻着手筹办！”

顾启章的回应不仅恭谨，更透出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