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意味着一笔活生生的财富化为乌有。

虽然他们不将农奴视作人，但牛马也是自己的财产。

牛马病了，也是要让其休息，给其治疗的。

还不能让牛马太劳累了，万一累死了，可损失不起。

而自由雇工则截然不同。

他们既被冠以“自由”之名，从农奴主摇身变为资本家的人，对待他们便可卸下所有羁绊，只需以严苛的手段，驱使他们日夜操劳，榨取他们的每一丝气力，去承担最为繁重的劳作。

若这些雇工因过度劳累而损伤了身体，甚至一病不起，资本家都可以不用管！

届时，只需将这些雇工解雇，弃如草芥，另寻新血填补空缺即可。

如此，资本家既免去了养护的开销，又能尽享劳动力劳动的果实，较之农奴，收益何止高出数倍？

更妙的是，自由雇工常常会被资本家画的饼所吸引，这又是农奴所没有的心态。

农奴世代卑微，深知翻身无望，故而对劳动往往敷衍塞责，毫无热忱。

自由雇工则不同，他们被空洞的“画饼”点燃希望，误以为只要埋头苦干，努力奋斗，便能挣脱命运的桎梏。

于是，他们自愿加倍卖力，劳作时长往往是农奴的两倍，强度更是数倍于农奴，拿到手的报酬，却寥寥无几。

比养一名农奴的成本低得多。

即便中途病倒，或因操劳过度而早逝，雇主无需担责。

待他们年老体衰，效用渐失，亦可毫不留情的将他们解雇。

这样算下来，一名自由雇工的价值，远胜农奴百倍千倍。

与高丽的相处之道，亦当如此。

大明不必以铁蹄强压，而应以巧妙的扶持，暗中掌控其经济命脉，令其为大明的宏图效力。

更重要的是，恩威并施，以经济为引，以文化为媒，潜移默化地教化其民心。

使高丽上下，从王公贵胄到贩夫走卒，皆心向大明的盛世光华，甘愿为大明的霸业奔走效劳，永葆忠诚。

让高丽永为大明的忠实仆役，而非隐患。

在过去的一年里，大明一方面与高丽使团展开谈判，另一方面巧妙利用使团带来的消息渠道，向高丽国内宣传大明的强盛、富庶以及文化上的卓越成就。

通过这些努力，在高丽内部逐渐孕育出一群仰慕大明、渴望文明进步的官员与士人，他们的内心已被大明的文明辉煌深深触动。

这些高丽的“有识之士”，无需大明刻意推动，便自发地向国内民众宣扬大明的繁荣与先进。

他们以热忱的言辞描绘大明的盛况，强调高丽的落后，呼吁必须以大明为榜样，虚心学习其治国之道与文化精髓。

他们甚至频频上书高丽国王，建言高丽当不遗余力地与大明修好，竭力维持两国间的长久友谊，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国家的繁荣与安定。

对于这群“心向大明”的志士，大明朝廷自然倍加青睐。

不仅通过情报局的眼线，对他们的忠诚表示赞赏，还通过给予财物、提供支持等方式，暗中助力他们在高丽国内的势力不断壮大。

他们的存在，为大明的情报局获取了大量高丽内部的“情报”，也为未来在高丽推动李芳远登上王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仰仗这些“忠诚盟友”的支持，大明的计划才得以一步步付诸实施。

在妥善处理完高丽事务后，接着便开始讨论起另一件事，即郑和率领船队归朝之事。

经过朝堂上群臣的热烈商议，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应为郑和的归来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欢迎典礼，以彰显大明的国威与对远航事业的重视。

如今的大臣们，许多人手中都握有不少公司的股份。

而这些公司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的拓展。

郑和此番归来，不仅意味着新航线的开辟，更预示着商业利益的进一步增长，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朝臣们乐于借此机会大肆宣扬，助推股票价格水涨船高。

当然，这份私心只能深藏心底，绝不可公之于众。

他们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宣称郑和为国立下汗马功劳，朝廷应以此为契机，激励更多人投身出海事业，弘扬大明的开拓精神。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成了举办盛典的堂皇借口。

朱允熥对这一切都心中有数，但他并不点破。

毕竟，从一开始，他便是以利益为饵，诱导大明各阶层支持海外开拓，拥护工业化与资本化的浪潮。

如今，朝臣们的反应恰好印证了他的远见。

朱允熥心中暗自满意，也乐于顺势而为，推动这场盛典如期举行。

朝会散后，群臣陆续退出大殿，朱允熥却示意杨荣、杨士奇与姚广孝三人留下。

他吩咐左右太监尽数退下，殿中霎时只剩四人，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凝重。

“皇爷爷久居内宫，深宫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