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建设神庙供奉。”

“可李相爷出言反对，想必李相爷一定有更高明的策略。”

“衜愿闻其详。”

李翊捋着胡须轻笑，道：

“适才杨侍中所献之策，倒也并非完全不可采纳。”

“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也。”

一般来讲，

组建鸭军消灭蝗虫，只在现代存在技术实现的可能。

古代想要实现，是非常难的。

这主要因为蝗灾的突发性与快速移动性。

蝗虫群一旦形成，便可以借助风力每天移动上百公里。

在古代，最快的消息传递方式无非是驿马或烽火。

等地方政府和朝廷得知消息，再层层决策、下达命令时。

蝗虫群可能早已横扫数个州县，飞往别处了。

反观鸭子的移动速度呢？

鸭子是陆行禽类，行走速度缓慢。

一天能移动的距离非常有限。

根本无法跟上蝗虫群的迁移速度。

等鸭子被赶到受灾地，可能只能吃到蝗虫过后剩下的“残羹冷炙”或虫卵。

对于扑灭主力蝗群效果甚微。

所以电视上，

我们常看到鸭子大量吃蝗虫，觉得应对蝗灾也不难。

却没有想过要如何把鸭子送到那些蝗虫面前。

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规模化的饲养与调运的难题。

蝗灾一旦来临，覆盖面积可达数百平方公里。

要对付铺天盖地的蝗群，需要的鸭子数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在古代，是没有现代化的养殖场和物流体系的。

短时间内要在灾区附近集结如此庞大数量的鸭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如此庞大的“鸭军”开赴前线。

其本身的饲料、饮水、疾病防控以及管理看护人员都是巨大的负担。

很可能蝗虫没吃完，

鸭子自己就先因为饥饿、疾病或踩踏而大量死亡，造成次生灾害。

何况鸭子主要集中在鱼米之乡，尤其是南方水网密集的地区。

而历史上许多重大蝗灾的发源地都在黄河流域。

将南方大规模的鸭子调往北方灾区，涉及跨州连省的协调。

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指令和地方官员的密切配合。

这在古代“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体系下极其困难。

地方保护主义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风会成为巨大阻碍。

灾情紧急，根本来不及完成如此复杂的协调工作。

最后便是麋竺所提到的成本问题了。

首先从经济上讲就不划算。

对于古代的小农经济家庭而言，鸭子是私有财产。

让他们冒着鸭子丢失、死亡的风险，远赴他乡去帮别人灭蝗。

而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缺乏动力。

官府若要征调，则需要巨额财政支出进行补偿。

历朝历代的朝廷，往往不愿、甚至无力去承担这笔费用的。

退一万步讲，

即便以上问题都不考虑，就当直接解决了。

那么鸭子吃完蝗虫的善后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头疼的问题。

大量外来鸭群进入本地，

很可能在吃完蝗虫后，转而啄食当地的庄稼。

从而造成新的损失，引发本地农民与“鸭军”主人的纠纷。

首相陈登持笏出列，他向刘备躬身说道：

“启奏陛下，臣昨夜已与内阁阁员拟定了初步的治蝗方略。”

“经李相建议，最终写成了草案。”

“请陛下过目。”

话落，陈登拿出草案。

刘备挥手，示意不用看了，让他自己念出来。

陈登与李翊对视一眼，见李翊点了点头，他方才念道：

“臣请设三百蝗吏，佩铜符巡野。”

“每吏配耒耜手十人，专司掘卵。”

“百姓报得蝗子一斗，赏粟三升！”

刘琰诧异道：

“蝗卵细如粟米，如何识得？”

“易耳！”

李翊自袖中抖出琉璃盅，盛着赭色虫卵。

“此物多产堤岸湿土，状若蜂房。”

“可教童子辨识——儿童目明，更胜成人。”

话音未落，大司农麋竺捧着算盘惊呼：

“三百蝗吏、三千耒耜手，月耗粮饷五万斛！”

“更遑论赏粮，又是一笔巨费。”

“较之蝗灾损失，不过九牛一毛。”

李翊示意陈登继续说。

“可在河北蝗灾重发地，设六大官鸭坊，常备鹜鸟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