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需要合保。

为了合保这件事余令在贡院那边跑整整一天。

不是说余令找不到保人，而是余令的身份有些尴尬。

余令是官员。

官员身份考试需要证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大明立国之初的那一段时间官员科举考试一开始没有任何的规定。

那些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随便考。

后来御史无意发现一个大问题。

御史发现那些举人出身的官员嫌自已官职低了，虽然已经当官了，但是太想进步了，想考进士。

然后当个更好更舒服的大官。

于是，这些已经当官的举人就不怎么好好地当官了。

拿着朝廷的俸禄，坐在衙门里屁事不干专心“刷题”，天天在那里诵读文章。

天天想着进士及第。

因为不用心，政务搞得那是一塌糊涂。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为了考试这群举人请假去考试，一请就是大半年。

举人有特权，去京城考试的花的还是朝廷的钱。

地方的主官也不敢管，万一人家考中了回来报复自已咋办？

御史发现了这个问题告诉了皇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出了政策，当官的举人考进士可以考，但有了一个前提。

前提是必须安心的在官位上踏踏实实的干三年。

也就是放弃一次考试。

本以为有了政策后会好点，结果更不好了。

随着大明的一切步入正轨，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断推进，举人越来越多。

举人能当官，但是官职却是越来越低了。

大明立国之初举人能当一个不错的官。

那时大明需要人才，而且科举考试的题不难，要求不多。

可随着大明不断的往前走，国力强盛，所需的官员越来越少时，可参加科举的人却越来越多。

人多了，名额不变，题变难了不说，要求还多了。

这群想进步的举人直接在衙门里上演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戏码。

我就是想读书，谁也不能阻止我读书，我要当个大官为朝廷效力。

朝廷没法，再次修改制度，改成了举人官员可以六年一考。

也就是放弃两次机会，结果，为国效力的人更“努力”了！

既然朝廷剥夺了考试的次数，那就从自身下手，机会少了，就往死里学。

正统十一年内阁首辅曹鼐就是这么干的。

他其实在永乐二十一年顺天乡试中就已经高中了举人，在宣德二年进京考进士没考上。

那时候他其实不想考了，就用举人的身份在吏部侯官，得了一个山西代州儒学训导。

一个正八品的官职。

儒学训导，用余令的话来解释就是相当于县级市教育局副局长。

宣德七年的时候，他带着泰和县工匠去京城执行工匠轮替的劳役。

一时没有忍住，他就又参加乡试，直接考了举人第二。

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八年，癸丑科进士科举考场，他以二十七名的好名次成了进士。

半年后的殿试，他又以一甲第一名的好成绩高中状元。

吏部选官，这一次直接成为翰林院修撰。

一个八品的儒学训导，一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一个后面没有人可能要干一辈子的八品官，一个前途无量，万众瞩目起步就是从六品官身的鼎甲。

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读书人要心怀梦想。

唯一可惜的是这位在正统十四年七月跟着皇帝亲征去了土木堡，去了就再也没回来了。

他的坟墓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衣冠冢。

除了他之外还有翁正春。

这位也是狠人，在万历七年中举后在延平府担任龙溪教谕。

担任了两任教职后觉得不爽，决定以最难的教职身份再考。

他这一考不但成了状元，还成了大明立国以来两位以教职身份登鼎甲者中的一位。

这对举人官员来说又是一个榜样。

余令虽然不是举人，但要做的也是这两位要做的事情。

官员继续考科举能考，但是要求会很难。

为了防止官员学生利用官身作弊，主考和同考会一起看官员学生的卷子，所有考官一同商量其名次。

这其实也是朝廷的一种限制手段。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的卷子，一人说一个缺点，那也是十多个缺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写的再好，别人不认可也是一种错。

余令是官员，他的卷子也要走一遭。

余令觉得这一点就很公平了，好就是好，不好也糊弄不过去，不是某一个人说的算。

但如果高中，那就很厉害。

余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