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良在5月中旬回到沪市。

此次香港之行，主要还是购置物业的事情，参与的人都是他的老部下，加上他行情很了解，所以问题不大。

临走时，陈光良还做主买下一幅干德道的地皮，面积约3亩多（20000平方尺），总价20万港币。

是以长江地产的名义买下，但准备建一幢花园式洋房，预计两年就能竣工，正好赶上1937年去避难。

回到威海路的别墅，严人美挺着四个月的孕肚，母亲杨慧则手里牵着长子陈文杰（2岁多），隆重的欢迎了陈光良回家。

洗漱一番后，严人美笑着说道：“这次算你老实”

何为‘老实’，自然是没有带蒋梅英去香港度假，毕竟她都还没有机会。

陈光良笑道：“咦，看来是出了内奸。”

严人美使出粉拳，击打了陈光良，随后说道：“别乱污蔑人，我只是问秀英，你这十五天住在那里而已。”

电报、电话，都可以做到通讯。

陈光良打趣道：“那你不想想，秀英敢说我不住他们家么！”

不仅仅是自己的弟媳，更是自己培养起来的表妹。

严人美故意失落的说道：“那我在她心中，就成了外人了”

“好啦，别吓唬她了，这次我住在他们家，再晚都会回去的。”

两女争风吃醋，这是必然的，严人美防着蒋梅英‘上位’，蒋梅英心中也梦想着有天‘上位’，这就是女人，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关键在于，陈光良如何把握这个平衡，以及在家的地位。

和家人相聚，总是快乐的，在别墅草坪上，陈光良和长子玩起了足球游戏，陪伴其成长。

看着这一幕，严人美抚摸着肚子，又怎么会真的做一位‘苛责之妇’呢！

时间匆匆，一个月很快过去。

这段时间里，华夏金融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孔祥熙为首的南鲸财政部，趁火打劫般的收购通商银行、实业银行和四明银行、国货银行发行的纸币。

一直以来，银行都会发行一些本行的纸币，一般是以‘银本位’为基础；但随着这些银行将大量的银元拿去贷款和投资，本行的白银担保自然少了。

而一旦发生大量的纸币拿到本行兑换银元，这便形成了挤提，本身本家银行的‘纸币’，是建立在相应的‘大洋本位’上，你兑换不出，那就是信誉崩塌，引起更大的市场恐慌。

平安银行就不发行纸币，甚至连贷款都比较保守，按理来说这样的银行，基本上是亏损出局；毕竟按照这些年的存贷利率，至少要保持45%以上的存贷率，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不过平安银行有陈光良在，演变成一家商业和投资银行兼顾的企业，自然一直非常风光。

在端午节前夕时，通商银行的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

过了端午节，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帐上没有头寸”

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

再加上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外边大肆宣传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

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张两人帮助维持残局。

杜、张两人只是假客气一番。

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两人维持残局，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虽然下台，但给了他一个面子，改选为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江南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建设银行及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外商耶松船厂的董事等职务。

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

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

四大家族为了勾结青红帮，就让杜月笙、张啸林两人接办通商银行，实际上是g党给两人的一点酬劳。

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胡梅庵（以庸）为副总经理（系孔祥熙公馆派），经理李祖基（李平书之子，系胡梅庵的内弟），副经理朱美田，襄理胡远声（胡梅庵之侄）。

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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