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同天子刘荣说，却不知如何开口；

那卫绾便是心情不好不好，不确定此事是好是坏，更不知道该不该就此事，与天子刘荣进行交流、探讨。

毕竟再怎么说，窦婴、卫绾二人的成份，还是有相当明显的差距的。

——丞相魏其侯窦婴，含‘儒’量极高！

放在太祖高皇帝年间，甚至堪称致死量！

而在窦婴这样的当世大儒，儒家思想、道德体系最坚实的拥护者看来，奴隶状告主人这种事，他压根儿就不该发生。

甭管是不是公室告、甭管告的是什么——哪怕是奴隶状告主人造反，官府也不应该关注奴隶主造反了；

而是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奴隶‘倒反天罡，状告主人’一事之上。

像此番，一个奴隶状告奴隶主，直接引发一场遍及全天下范围的舆论风波，甚至是政治格局动荡，是万万要不得的！

此例一开，从此奴不是奴、主不是主，上下尊卑、人伦纲常颠覆，国将不国！

反观作为亚相御史大夫的建陵侯卫绾，相较于窦婴旗帜鲜明的‘这是乱国之道！’的态度，则相对迟疑、暧昧了些。

因为卫绾，本质上并不是儒家的人。

只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性格，让卫绾本能的对重视、强调秩序的儒家，有天然的好感。

而对于奴隶上告主人这种违反秩序、破坏秩序的突发事件，卫绾也同样有本能的抗拒。

但与窦婴这个假儒将相比，卫绾，却是正儿八经实打实的儒将。

——窦婴这个儒将，重点在‘儒’，‘将’只是顺带。

而卫绾这个儒将，却是行伍出身，以‘将’为主，而‘儒’，则说的是卫绾这个武人的性格。

所以，卫绾对此事的态度，除了本能的，对秩序被破坏感到不满外，也还有武人、政治人物所具备的基本政治敏感度，为卫绾带来的危险感知。

危险源自何处，卫绾说不上来。

只是隐约间，有一个身影告诉卫绾：此次的事件，远不是奴隶告主、以下犯上，破坏秩序这么简单。

甚至关键都不在于奴隶告主！

而是在于奴隶，状告奴隶主的内容，也就是如今声势浩大，已经传遍天下的所谓‘奴籍案’。

故而，对于天子刘荣将朝中公卿重臣，都邀请到博望苑参加宴席的举动，卫绾有疑虑，有迟疑不定，却并未像窦婴那般，脸上明写着‘我要找陛下好好说说’！

与窦婴的激烈反应，以及卫绾的迟疑不定相比，同为三公的大司空韩安国，倒是相对淡定了许多。

首先，不同于窦婴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娇生惯养，出道就是太子詹事，吴楚乱起便立刻成为大将军、回来就做了太子太傅，并预定了丞相之位的外戚子弟，以及行伍出身，入仕便是朝臣二千石起步的武人卫绾；

从最底层一点点爬上来，在吴楚之乱爆发后，正儿八经指挥过睢阳保卫战，并在关东郡国有过‘基层履历’的韩安国，即没有窦婴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卫绾的天真烂漫。

韩安国很清楚：政治，往往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清澈、干净，更不会有渭泾分明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按照韩安国多年来积攒下的政治经验，政治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两方——甚至几方势力，对敌方造成打击、为本方谋其利益的媒介。

而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会争取求同存异，寻找各自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

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则通过妥协、让步等方式，来得到一个大家都不很满意，却也都可以勉强捏着鼻子认下的结果。

等事情解决了，大家表面上谈笑风生，和颜悦色，暗地里争权夺利，一切照旧。

好比此次的奴籍案，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开来，并发展到如今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天子刘荣的默许，甚至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刘荣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

——通过此次的奴籍案，来使汉家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从原先，大家都心照不宣、看破不说破的幕后，搬到大家都无法再装鸵鸟的台面上。

比如，官员贪腐问题；

比如，地方郡县官商勾结、豪强愈发脱离掌控；

再比如，进一步改善奴隶制度，借机在‘倡导用外族奴隶’一事上，再用力推上一把。

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兼刘荣理论上的意志执行者，朝公重臣们对此事的态度，则必然与刘荣的目的有所出入。

官员贪腐

你天子荣自然是不爽，但我们大家伙，可正是那所谓‘贪官污吏’的一份子啊！

你要搞贪官污吏，不就是说要搞我们

就算不搞我们这些大官，也起码是杀鸡儆猴，震慑我们，让我们收敛一些的画风。

于是，第一个矛盾出现。

而第二条：官商勾结，导致的地方郡县豪强愈发脱离掌控，威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