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亲诸侯们，在某种层面上‘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于汉天子个人而言，宗亲诸侯存在的唯一积极作用，便是让意图颠覆社稷的外姓权臣、外戚投鼠忌器；

想造反

听听老刘家的王爷们答不答应！

看看王爷们的兵，答不答应！

这，就让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了。

太宗孝文皇帝自己，一方面要防备那些心怀‘我上我也行’之念的宗亲诸侯，取自己而代之——比如齐系；

另外一方面，太宗皇帝又要尽可能多的拉拢、交好宗亲诸侯，来让他们更好的发挥出‘天子外援’的作用，从而反哺在长安的太宗孝文皇帝，不至于被权臣欺压过甚。

再有，便是‘得位不正’这个说法，太宗皇帝也需要通过团结大多数宗亲诸侯，来进行澄清。

——宗亲诸侯们都说你得位不正，那你即便是顺位继承，也只会是二世胡亥那般，权臣矫诏而立的‘不当立’者；

反之，宗亲诸侯们——至少是大部分宗亲诸侯，都说你得位正，那即便你是李二、朱四，也没谁能说你什么。

说到底，类似这样的政权更迭，只要没有发展到改朝换代的地步——只要还是旧皇族成新天子，那就不关天下人的事儿。

如太祖高皇帝年间，太子是刘盈也好，刘如意也罢——反正都姓刘，老百姓压根儿不在乎。

吕太后年间不就是

前后换了两个少帝，一个刘恭一个刘弘，底层民众连刘恭咋死的、刘弘咋没的都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刘恭姓刘，是老刘家的人；

刘弘也姓刘，也是老刘家的人。

到诛吕乱平后，入继大统的，是代王刘恒也好，齐王刘襄也罢——甚至哪怕是淮南王刘长，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反正都是老刘家的人；

只要坐上皇位的那个屁股，属于一个姓刘的男性，就等于老刘家还坐着天下，汉家还没有亡国。

这就够了。

对于整日为生存而奔波劳碌，根本没空关心‘天下大事’的底层民众来说，没有改朝换代、没有换另外一个姓坐天下，就够了。

没有改朝换代，就不需要学习新的法令，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秩序。

至于新皇帝和旧皇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举措或是政治理念……

说实在的：在封建时代，高高在上的皇帝，想要让一个政令、一个政治理念，被最底层的农户清晰地感受到，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封建时期的朝堂政令，都是天子说十，丞相说八，出了都城就最多只能剩个六；

到了郡县地方，能剩个三、四，就已经算好的了；

再往下倒乡村，运气好了能剩个一，让老百姓模糊的感受到：哦，皇帝老子干了这么个事儿。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虽然不影响俺老农一年的三百石粟，但听着也挺有意思的。

运气不好，这一都落不到老百姓头上，全被基层官僚伙同豪强吃下了，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远的不说——就说不到十年前，刘荣主持平抑粮价后，开始在关中范围成为常态的粮食官营。

刘荣提出的目标，或者说是想法是：让老百姓，都能随时买到三十钱左右一石的粮食，且随时都能以二十六钱以上的价格，将自己手里的粮食卖出。

老百姓买粮，少府无限量供应；

老百姓卖粮，少府也无限量吃下。

这，便是上文提到的‘天子说十’。

那‘丞相说八’是什么意思

——就在当年，刘荣提出无限量购入、售出粮食，以官方下场垄断粮食市场后，长安朝堂几乎是在瞬间，便本能做出了限制。

即：原则上，少府内帑每年，最多只吃下五千万石粮食，以免现金流出现问题；

同时，每年只卖出四千五百万石粮食，以免府库没有粮食储备，无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

刘荣虽然颇有微词，但也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吃，便也暂时应下了。

结果这律令出了长安，就又进一步缩水为了‘六’。

如何缩水的

——少府内帑内部，对官营粮米一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刘荣看来，官营粮米，以官方身份下场垄断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稳定，是一个政治利益极大的事。

为了这巨大的政治利益，刘荣允许官营粮米不赚钱；

甚至哪怕是亏损，只要亏损还在可接受范围内，这事儿也同样划算！

但这，只是刘荣的一厢情愿。

刘荣这么想，少府却并不这么想。

在少府看来，官营粮米也好，平抑粮价也罢，都不过是刘荣派下的任务。

类似于，太子刘荣/天子刘荣托少府帮个忙，记少府一个人情。

但少府上下的政绩，看的却不是帮没帮刘荣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