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此间种种，归根结底，刘荣当年借平抑粮价一事找出，并随后清理掉的功侯勋贵，其实就是汉家的功侯群体中，最不中用的那一批蛀虫。

他们宁愿接受爵位世代递降，也不愿意上战场为宗庙、社稷做贡献；

他们宁愿遭受骂名，也不惜从粮食入手，从贫苦百姓的嘴里抠食。

这样一批人，刘荣很庆幸自己能轻松甄别，并名正言顺的清理掉。

而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剩下的功侯贵族们，自然就都是‘生财有方’的精英了。

上文提到，功侯贵族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搞钱，有白嫖封国百姓劳动力、操纵物价牟取差价等手段。

而这些手段中，收益最庞大且稳定，同时又极容易达成的，便是充当商贾的保护伞。

当然，不同于后世人认知中，拿钱办事，不干涉具体业务的保护伞——彻侯勋贵充当商贾保护伞，基本上是将商人极其家产‘整个吃下’。

商人自此成了功侯的仆从，商人的家产，也成了功侯牟取更大利润的本金。

从投效功侯之日起，商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用自己的家产为本金，用自己的本事为筹码，去为功侯源源不断带来利润。

期间，功侯们指头缝里会漏出些——毕竟功侯们‘大手大脚’的，指头缝宽点也正常。

双方各取所需——商人得以安心做生意，功侯得到钱多事儿少的收入渠道，双方一拍即合，两全其美。

明白了这些，回顾过太宗皇帝输粟捐爵后，汉家的商人群体的转变，再回归正题。

——太宗皇帝为了省钱，为了养军队，不惜那爵位出来‘卖钱’；

宫中女眷更是面无粉黛，裙不拖地，主打一个勤俭节约。

先帝老爷子稍逊色些，没抠门到那个份儿上，却也半点算不上大方。

父子两代皇帝，几乎是以传递接力棒的方式，把汉家原本空虚、穷的恨不能跑耗子的府库，给夯的结结实实。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和匈奴人干起来了，不至于再伸手朝老百姓要钱。

结果，历史上的汉武大帝，几乎没有任何意外的，辜负了父祖——尤其是父亲孝景皇帝的期望。

北逐匈奴，汉武大帝确实做到了，却没能尽全功。

晚年连战连败，直指轮台罪己诏颁行天下，几乎是把卫霍时期的所有对外胜利果实，都毫无保留的吐了回去。

与此同时，无论是卫霍时期的连续胜利，还是卫霍之后的屡战屡败，庞大的战时财政压力，都是几乎完全被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

后世人常讥讽道：生存环境恶劣，动物就会本能的停止繁衍。

但在汉武大帝一朝的汉室，这句极具讥讽意味的笑谈，却成为了现实。

——不是老百姓不生；

而是生了养不起、养不活、养不大。

土地兼并加剧，让太祖高皇帝赐予天下百姓的每户一百亩地，在汉武大帝年间，骤减到了平均每户不到四十亩。

老百姓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却也饿死、病死，甚至溺死、遗弃了一个又一个孩子。

历史上的孝景皇帝晚年，汉家人口从三千六百万到四千万，仅仅只花了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多了四百万人。

每年八十万；

但在汉武大帝年间，汉室人口从四千万到五千万，却花了足足三十年。

三十年，一千万人。

每年，不过三十多万。

人口基数明明越来越大，人口增长明明应该越来越快；

但汉武大帝的存在，让汉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腰斩。

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汉武大帝穷兵黩武，还不足以证明汉武大帝年间，汉室百姓——尤其是底层百姓民不聊生，那这世上，恐怕也就没有苦难存在了。

我们把一切都拉回原点。

——摸着汉武大帝这块石头过河，刘荣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民生民计，以及遏制土地兼并。

只有保障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并有效遏制的土地兼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汉家的人口，才能以每年至少八十万——或者说是每五年四百万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

而在封建时代，尤其是古华夏封建帝王时代，人口，就是国力最根本的来源。

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更高的中央财政收入，更庞大的官僚系统，更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及更强大的军队。

一个一千万人的政权，和一个五千万人的政权，所能拿出的军队兵力数量、兵源质量、战斗力，以及所能达成的行政治理力度，都不是一个层面的。

好比战国末期，列强各自攥着几百万的人口，即便动不动就能拉出几十万人的大军，却不过是把扛得起锄头的农民，都派上战场去抗戈矛。

一旦战败，尤其是被全歼，便是动辄死去一代人，数十上百年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