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世儿孙——留给孩儿，和瞻基去做吧……

到了刘荣这儿，也是一样的道理。

哪怕是穿越者，刘荣也依旧不得不承认：人力有时穷。

世间万物，尤其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华夏封建王朝兴衰、走向的大政、大策，往往都需要时间的积淀，和耐心的推动。

就好比刘荣，即便作为穿越者，也无法在处于后青铜器时代，与钢铁时代早期的当今汉室，手搓热武器一样；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刘荣哪怕知道最终的方向、最理想的终点，也只能抬起手臂，给儿孙指出方向到：往那边走，准没错。

而刘荣自己，则只能走出关键性的第一步——顶多就是再多走出几步，用实际行动指明方向。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那文明的传承，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跑马拉松接力。

刘荣只能尽力跑好自己这一段，并告诉未来的继承者：往哪儿跑，怎么跑，如何分配体力，如何保持速度，哪里能补水，哪里能休息……

外部问题如此，内部问题，则相对乐观了些。

如果说，当今汉室的外部问题，可以细分为匈奴、朝鲜、岭南、西南四个范畴的话，那内部问题，则可以笼统的分为以下几个分支。

——民生；

——吏治；

——贵族；

——军队；

——诸侯。

民生自不必多说，直接关乎底层民众的生存，从而间接影响着社会安稳，乃至王朝兴衰。

吏治则间接影响民生——吏治清明，则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吏治昏暗，则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吃枣药丸。

至于贵族，依旧和以上二者逃不开干系。

——贵族上进，则吏治必然昏暗不到哪里去、民生也差不到哪里去；

反之，贵族拂袖，官员们必然是有样学样，民生民计，也就是太监说评书——无鸡之谈了。

三者虽然被细分，却也是相辅相成，牵一发而动全身。

老百姓生活好了，社会安定了，官员们自然也就能轻松些，贵族也不会生出太多烦恼；

反之，老百姓生活不好，三条两头闹出个乱子，官员们如芒在背，汗流浃背，贵族们也无法安心收税、坐吃山空。

再反过来讲——贵族们顾忌吃相，忙着建功立业，而不是从老百姓嘴里抠食儿，那官员们就算上下其手，刮民脂民膏，也绝不敢过分敲骨吸髓。

贵族不下场，官员不敢太过分，老百姓也就能喘口气，不至于被逼到绝路。

反之，贵族们满脑子民脂民膏，极尽敲骨吸髓之事，那官员们自然也会撸起袖子——反正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

贵族本就掌握社会资源，欺压底层民众就像是喘气儿——都不必费心；

再加上贪官污吏，老百姓就很难不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并最终走上孤注一掷，揭竿起义的穷途末路。

三者可谓是互为因果，一脉相承。

所以，在这三个方面，刘荣也不曾将其拆分，而是将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待。

到了着手解决问题的时候，哪怕刘荣分别对症下药，却也还是清楚的认识到：这三者，就是一体的。

所以，刘荣在先帝年间平抑粮价，顺势官营粮米，乍一看，似乎最先下手解决的，是底层民众的生计；

但实际上，刘荣却是借此机会，狠狠敲打了一波贵族阶级：别对我汉家的子民伸手！

露头必秒，伸手必砍！

贵族们老实了，没有‘个儿高的’替官员们顶塌下来的天，刘荣才着手解决官员。

相较于针对贵族阶级的粗暴，刘荣对待官僚，无疑就温和的许多。

——说是反贪反腐，具体的做法确实增长官员俸禄，增加官员收入。

几乎是以‘拿了朕的钱，就不许拿朕的子民的钱咯’的逻辑，倒逼官员清廉——至少别欺压、盘剥百姓过甚。

官员也基本解决，最后剩下的民生民计，便不需要刘荣再去做什么了。

除了贵族、官员，还有谁能欺压底层民众

商人

开玩笑！

在这个世代，或许有商人算计农民的份儿，但绝对没有商人明目张胆，欺负农民的份儿！

只要掌握社会资源、地位的贵族，以及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不伸手，汉家的农民，就能省去一生中九成以上的麻烦和风险。

换而言之：敲打贵族，约束官员，本身就是刘荣间接的改善汉家——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民生民计。

再加上粮、盐、铁等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官营，又为底层民众打上了最后一道保险锁。

结合此间种种，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贵族、官员都不敢动手，盐、粮价格都稳定，且质量有保障的前提下，汉室民众只要手脚勤快，就不可能过不好日子。

只要不是一心求死式的绝食，便几乎不可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