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整理、修订的古代经典中，可以看到实学精神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

如高务实的本经易经泰六四就“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卦六四的爻辞是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邻居吹嘘、炫耀，这是一种“失实”的心态，应当引以为戒。

类似“尚实反虚”的思想，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橥的“崇实黜虚”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呢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于是“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郑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是“崇实黜虚”精神的必然结果。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饶重要区别在于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忧患。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他“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习诗经意义重大，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但是，学习诗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饶欣赏或消遣。孔子指出“硕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把诗经背诵得非常准确，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派往列国担任使者，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君子学以致其道。”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从西汉到东汉，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虚饰浮夸”的学术空气。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训诂考据”，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

东汉王充一部论衡，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实”与“虚”可以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

他“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务实在检索经史子集文献时，发现最早将“实”与“学”两个概念连用的也是王充。

他“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贪官尊荣，故不足贵。”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实学”概念与宋明以后学者的用法还有区别，此处的“学”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但是谁都知道，汉语的语法是不严谨的，各种词性可以相互转换，后世的实学就是从这些词汇中发展而来。

王充偶然用到实学一词，一方面明当时实学还属于儒学的一种精神倾向，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王充力辟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虚妄不实”的错误，也就是在开拓实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儒学发展相对停滞。宋明理学要恢复圣王的“道统”，必须重新振奋儒家原有的实学文化，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崇实黜虚”的文化潮流。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举起“明体达用”的旗帜，反对社会上“尚声律浮华之词”的不良学风，后来被黄宗羲称为“笃实之学”。

以后，张载主张“太虚者，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他以“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思想，反对佛老宗教思想中的空无。

二程则“夫诚者，实而已矣。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