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失职，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那才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说了这些，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羲，他着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着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再交给有关衙门者，称为明发，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谕，就是绕开内阁，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

跟密折制度一样，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措施。

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总的来看，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

从秦朝君主忠央集权制度建立，经唐朝的完善发展，明朝的强化，到清朝官僚体制，系统而严密，十分成熟。

清朝是传统君主的最顶峰。

从辩证法的原理上讲，最后一个总是最完美的。因为事物发展总是由不完善到完善。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正体也是如此。

同样的道理，历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备。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对忠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

最后，秦始皇以后的天朝政制制度是典型的君主制度，而不是所谓的“封建”制度。

马大胡子当年引用“封建”这一名词时，是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也即是以贵族政制、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

它的本质特征是领主对土地的垄断，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领主利用对土地的垄断，获取政制上高贵的地位，土地不许转让给平民，农奴就更没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西欧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况并不具备那些特征。从战国起，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分封制逐渐遭到破坏。尤其是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外，东西方还有农奴和佃户的区别，社会经济结构的区别等等。

可以看出